整理者按：林玉玑是我校物理系老教授，活到103岁。他的留学自述，可以说是早期中国留学生的缩影，特予以整理，以飨读者。
我是1921年3月和另外3位同学、同事一起在教会的帮助下，从上海黄浦江乘美国某公司的轮船去美国留学的。为了省钱，我们都坐统舱。
这艘轮船吨位很小，不敢横渡太平洋，只能沿着海岸线走，足足航行4个星期，才到达旧金山（大船航程只需12天）。船快到旧金山时，我们这些坐统舱的乘客都被赶下船，关在离旧金山还有20多海里的天使岛上，理由是检查身体，重点是检查砂眼。教会的人到旧金山接我们一行4人，落了空。一问，才知道我们被关在天使岛。经过交涉，我们在天使岛滞留了两夜，才抵达旧金山。
在旧金山休息两天，乘汽车游览市容。那时对我们来说，一切都感到新鲜，连抽水马桶也感到新奇。两天后，我和一位姓郑的同学一同到美国北部一个叫南德库他州的卫理大学就读。那地方天气很冷，冬天气温在摄氏零下二、三十度，每年11月开始下雪，积雪达1米许。至来年6月，积雪才融化完。
进该校时，有言在先，是勤工俭学的，学校安排我和郑同学帮助食堂剥马铃薯皮，以换取三餐伙食费，即使这样，我这时带来的300美金也快要花完了。怎么办？只好利用暑假去打工。
学校所在地是个小地方，没有什么大工厂。而且，在雇主看来，我的个子既小，身体又瘦弱，更不愿意雇用。我只好到农村去找活干。
那是个加拿大农民的个体农庄，占地1平方英里。主人一家3口：夫妇俩和一个儿子，另外雇了一名长工。农庄主要出产马、牛和猪。我干的活是替马匹套马鞍、锄草、割草和挤牛奶。本来每月工资35元，主人见我个子小，只给我25元。
吃过早饭，就下到地里锄草。这种活我在国内曾经干过，没有难住我。但是驭马割草的活就不适应了。那是坐在割草机上，马拖着割草机把饲料草割下，准备给牛马过冬吃的。主人的儿子告诫我说，马匹有时会被绳子绊住而狂奔起来，这时要紧紧拽住马缰，要是制止不住，从机器上摔下来，那是不堪设想的！你试两天吧。果然，有一次，马脚被地里的一根绳子绊住，立即疯狂奔跑，我拉不住马缰，急中生智，立刻从割草机上跳下来，才免遭一场横祸。这件事，今天回忆起来，仍旧心有余悸。
我想去福特公司做工，苦无门路，后来找到卫理公会一位会友，他指点说，最好有人替你介绍，先打个电话，否则很难收你。我采纳了他的意见，一星期后果然如愿以偿，报酬是每天6块美金。记得那是流水线上的一个活，活虽不重，动作可得敏捷，做完一天下班，觉得非常辛苦。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才渐渐习惯下来。
我干了不到一年，福特公司大为出名，原因是当时的中国政府和福特公司订了合同，大意是公司为中国筑公路，中国则买福特公司的汽车。福特公司为此招收200名中国学生在工厂学习，以便将来派往中国推销福特汽车。但是报名条件有限制，例如，只招收美籍华人，必须是大学生，等等。我第一条就不够格。又过了一年多，大概由于条件过苛，生源不足，经人撮合，我终于从临时工转为学生。那时该厂每天生产700辆汽车的引擎，原先我当工人是三班倒，要轮流做夜班，自从改为“学生”后，虽然工资仍是6美元一天，工作却轻松得多，更重要的是不必做夜班，从此，我才有机会上夜大学。我在该城干了3年（1923—1926）,其中以“学生”身份工作近两年,毕业后不知何故并未派我去中国。
初到美国时，第一学年算是大学新生。在南德库他州卫理大学，一年级新生要戴绿帽，“绿”表示“新”的意思，但是，戴绿帽的学生走路要规规矩矩，不得男女并排走，犯了校规处分也特别重。我和郑同学认为这是带有歧视性的规定，特别不符合中国的习俗，乃予以抵制，坚决不戴。后来学生自治会派人来做动员说服工作，我们以中国的风俗为由，据理力争，他们也说了许多“道理”，最后来个折衷，让我们戴一个星期做个样子。
我从卫理大学转到福特商业学校，最后进密耳根大学。在第一次转学时，由于汇款接济不上，历尽艰辛，挨饿受冻，有时一天只吃一餐，晚上则在火车候车室或公园过夜。在福特商业学校毕业后得不到分配，又继续当工人，约两个月后才进密耳根大学，那是1926年9月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