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院退休教师 张景榴
我于1956年在本校化学系毕业时，被留下当助教。助教的职责是什么？起初，任务是指导实验和批改作业，这完全可以胜任。后来规定要下班辅导，解答学生提出的问题，这个压力非同小可，迫使我在业务上要有所提高，于是开始上图书馆。可是进库（本校规定教师可以入库）一看，不免犯愁了：书架上的参考书刊除了中文版的以外，还有大量外文的，真是别有天地！尽管我以优秀团员和优秀毕业生的品学兼优成绩毕业，可是，作为一名大学教师，不懂外语乃是致命伤。当然，在大学一、二年级时也学过俄语，那时由于俄语教师严重匮乏，不得不采用大班（100多人）上课，教学效果本来就不好，加上学时数太少，考完也就逐渐淡忘了，谈不上“掌握”，何况图书馆里主要是英文书刊。我还依稀记得，当时面对浩瀚的英文书刊久久发愣的窘态，曾经感慨并发誓：曲曲弯弯似天书，嗟叹不识豆芽符；立下愚公移山志，他日学成定欢呼！
总之，不掌握外语这把金钥匙，就无法打开那诱人的知识宝库，也不可能当一个称职的大学教师。有两件往事促使我下决心从头学起。一是回想起念大学时，在一次实验课中，班上一位同学取蒸馏水时，竟把标有“Alcohol”（酒精）字样的大瓶子当作蒸馏水瓶；另一件是我刚当助教时不懂得怎样把用“大气压”表示的压力单位换算成用“毫米汞柱”表示。当路遇教过我《物理化学》的曹大为教授时请教了他，他解答完后丢下一句：“你问这样的问题人家会笑你的”，这对我的触动很大，更加坚定了必需充实提高的信念。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边倒”路线的环境下，自学英语谈何容易！首先是没有课本，更谈不上录音带之类。因为实验室的化学试剂都附有英文名称，我想，就从英文单词学起吧。经教我俄语的甘景孟老师介绍，请曾经留美的外语系翁品嘉老师教我韦氏音标后，就着手自学单词。学了一段时间，单词倒记了不少，语法则不甚了了。其次是缺乏老师。我鼓起勇气向同教研室的老教师、留美博士余宝笙教授请教。为什么要“鼓起勇气”呢？因为在一般人心目中，她仍是个“摘帽右派”，人们像避瘟疫一样，不敢接近她。余教授热心地教我化学专业英语，没取分文报酬。这事不知怎么被教研室领导知道了，有一天领导很严肃地问我，学英语之事是她找你还是你找她？我如实地回答：“是我找她”，那位领导才不再说什么。事后我琢磨一下问题的要害，如果是她找我，性质可就不同了，她也许要被扣上不好好改造思想而去拉拢青年教师之类的帽子。第三、在那热衷于批判“走白专道路”的年代，多读书是要冒风险的。记得那时有一位负责函授教育的老师，要求函授学员在集中面授期间，不要分散注意力，要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读函授书”，不料被上纲上线，作为典型的走白专道路思想，受到没完没了的批判。这仿佛也是在批判我，颇有物伤其类之感。由于得不到周围人的理解，思想上承受着一种无形的巨大压力。每当学习上取得一点进步时，往往要违心地自问，我是不是往白专道路上又滑一步了？不能理直气壮地做学问，这是莫大的痛苦！
余宝笙教授遗像（1904-1996）
为了避嫌，每当挑灯夜读时，只好把窗户捂得严严实实，不让光线透出室外。人言可畏啊!
六十年代初,校业余大学开设了日语课,由留日的教育系吴自强老师主讲.当我得知时,已开学数周了,只好一边插班听课一边单独找吴老师另行补课。吴老师在反“右”斗争中也受过冲击，虽然已经“摘帽”，人家还是有顾虑，也不愿意接近他。我为了求知识，顾不了那么多。当时买不到课本，就把老师的教科书借来，连续几天一口气把它抄完。
我学外语的初衷，无非是想借助辞典的帮助，能看懂一些科技资料而已。功夫不负有心人，机会终于来了，中日、中美关系改善后，在邓小平同志倡导下，我国政府恢复派遣留学生制度，1978年首次举行全国出国留学人员外语统一考试，当时报考的人真是凤毛麟角（全校包括我在内仅3名）。系领导指定我去报考，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报了名，没有料到全省仅录取2名的日语语种考生中，其中之一居然是我。这就是已过不惑之年的我，得以跻身于改革开放后首批国家公派赴日留学人员行列之由来，倒是我始料所未及的。
作者1982年摄于日本国立
筑波大学化学系实验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