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院退休教师 张景榴
在本校的前身之一（福建师范专科学校）教育专科46届毕业的校友吴启江，是我的共产主义启蒙老师。是他，给我指明人生的道路和追求的目标。
1947年，笔者正在简易师范就读。在旧社会，读师范是被人歧视的。我所在的简师班是附设在县立初中内，初中寄宿生和师范生同在一个食堂用膳。初中生交的是从农村家里送来的白花花大米，师范生的口粮则是从国家粮库调拨的陈年稻谷碾成的糙米，造成食堂里时而吃白米饭，时而吃糙米饭。有一天午餐，吃的是糙米饭，同一饭桌中的一个初中寄宿生，先是恶狠狠地盯我一眼，接着从牙缝里挤出一句“吃公粮的！”我自认“理亏”，只好低头扒饭，一声不吭地挨过那一餐。
那年秋季开学时，学校新来一位老师，他的作风跟其他教师迥然不同。
上课时，从清政府的卖国外交到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都义正辞严地予以抨击。有时还亲自打扫校园，这在当时轻视体力劳动的读书人眼里，是一件新鲜事。因为那时连住校教员每天清晨的洗脸水都是由工友送上门，扫地这种粗活，更非工友莫属。他，就是吴启江老师，后来知道是地下党。
吴启江同志遗像（1920-1948）
一个星期天，吴老师约我和几位同学去郊外野炊。在那次活动中，他以讲的方式给我们描绘了解放区一派民主自故事由、生气勃勃的景象。
例如，老百姓虽然不识字，也能行使民主权利，在选举干部时用豆子当选票，选举时把豆子放入被选举人的碗里，谁的豆子多，谁就当选。我听了觉得挺新鲜，自言自语道：“唉！这里要是解放区就好啦！”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从那以后，吴老师陆续借给我苏联小说《铁流》、报纸《新华日报》和小册子《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让我秘密阅读。还布置我搜集国民党地方武装的人数、枪支数量以及分布状况，物色县级地图，利用节假日下乡宣传“三抗”（抗丁、抗捐、抗粮）。那时候的我，天真幼稚，办法不多，只是根据历史上曾经有歌颂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 “迎闯王，盼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的民谣，以到农民家里串门的形式，简单地宣传共产党怎么好，说共产党来了替穷人撑腰，还不必纳粮。不料，立即遭到善意的批驳。农民说：“粮还是要纳的，不然他（指共产党）的兵马吃什么？”我顿时语塞。
吴老师在学校只呆了一个学期。1948年初春，已经离校的他，突然捎口信约我和几位同学到将乐县郊外一个小村边会晤。记得谈活内容是继续做好“三抗”宣传，迎接革命胜利的到来。还说将来要实行土地改革，做到耕者有其田。不料，那次的会面，竟成永诀！解放后很久很久，才得知他已成为党内错误的“城工部事件”的受害者，于当年4月，在福建省沙县境内的富口村，和另外12名革命志士一道含冤倒下，年仅28岁。
吴老师身材魁梧，喜欢打篮球，擅长远距离投篮，运动场上经常出没他的身影；他上的课，经常联系实际，当讲到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的困境时，语重心长的表情，以及跟同学聊天时的音容笑貌，这些，都不时地浮现在我的脑际。他的妻子终生守寡，含辛茹苦，抚养遗孤成人。她70岁时笔者曾到其老家福建省福清县音西村看望，见到的是一个神态木然的老人，足见其内心饱含难以言状的悲楚！
聊以告慰的是，后来，吴老师的弥天冤案终于得到平反，并被追认为烈士。他的独生子也已成长为一个教育工作者，还给吴老师添了一个孙女。安息吧！我的共产主义启蒙老师！
